四

 

大禹文化走向世界。

第一，大禹文化是共同体建设的共同语言。

其实，对于大禹的崇敬与祭祀，不仅仅是海内外华夏儿女的专利，因为大禹文化早已走出国门，走向了世界。大禹影响了中华文明，造福了中华儿女。不仅如此，大禹还是原始东亚知识共同体的认知象征，他同样也影响了中国周边国家与地区的文明进步，给这些国家与地区的人民带去了福祉，从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境外大禹文化圈。

当今时代，由大禹的明德、大禹的道心、大禹的精神凝结而成的大禹文化，已经成了不同“共同体”的“共同语言”。它不仅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髓与灵魂，而且还可以为建设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提供实践经验和理论指导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文化底蕴和历史智慧。正因为如此，大禹文化必定会影响越来越多的人。

 

 

 

 

第二，大禹文化在日本。

日本是海外接受大禹文化影响的典型代表。大禹在越地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活动，大禹及其治水、立国的故事，深深地打上了“越”的烙印。“在日本，称越的地名极多，从南方到北海道，可以说遍及全国”；“‘越’乃是这个部落的姓氏，所以‘越’字在哪里出现，必有越人到了哪里，这是绝无疑问的。”⁷⁷

日本至今直接与大禹有关的遗迹有91处之多⁷⁸，形式有庙、宫、碑、桥等多种，遍布于日本的四面八方。其中特别有意义的，是建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至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之间的78年战争与敌对期间的18座纪念碑。这一事实，展示了国与国、国与民、民与民之间关系走向的特点与规律，表明了在中日交流的民间长河中，和平的选项可以超越政治的障碍，人文交流可以突破战火重围。既往的历史，前人的智慧，令人深思反省，引以为鉴。

 

 

 

 

日本有关大禹的史迹中，最早的文献记载，是712年编纂的《古事记》、720年完成的《日本书记》。现存最早的禹王庙，是1228年的京都鸭川禹王庙。现存最古老的禹王膜拜物，是1630年铸造、高80厘米、收藏于名古屋德川美术馆的禹王金像，以及1637年建造的香川县高松市的大禹谟碑。

 

 

 

 

大禹文化传播到日本，是日本主动移植中国主流文化的结果，而其中的遣唐使与中国的文化典籍更是功不可没。“四书五经”与《史记》是流传到日本的首批杰作。“四书五经”中，直接提到大禹的，有《诗经》《论语》《春秋》《孟子》《礼记》，一共出现了31次“禹”“大禹”“夏禹”，其中作为治水英雄的有6处，作为德高望重帝王的有25处。《史记》中，有21处提到“禹”（其中两处称“文命”），其中作为治水英雄的10处，作为德高望重帝王的11处。另外，在保存中国古典的目录记载典籍《日本国见在书目录》中，出现的与夏禹名有关的书目，有696次之多⁷⁹。由此可见，中华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是如此之广大、深远与长久。

其实，日本平成年号的源头，便是其中的中华典籍《尚书·大禹谟》中的“地平天成”四字。水土治理为“平”，万物丰收为“成”。这四个字所表达的，正是上古贤王治理天下所希望达到的理想境界。1689年，康熙亲祭大禹时，为禹庙的题匾，便是“地平天成”。大禹的伟大与被推崇信奉，正是在于他对这四个字的身体力行，付诸行动，见诸实效。

大禹文化在日本经受了上千年的岁月洗礼，拥有了十分丰富与深厚的积淀与底蕴，正在升腾出无穷无尽的光芒。2010年10月18日，日本第一届禹王文化节在开成町举办。2012年10月20日，第二届禹王文化节在群马县名胜景点尾濑举行。2013年7月7日，第三届禹王文化节在高知县高松市举行；禹王文化节委员会同时决定，从该年起，日本禹王文化节每年在大禹纪念地轮流举办；这一天，日本全国性的大禹民间研究组织“治水之神禹王研究会”，也正式宣告成立。

 

 

 

第三，大禹文化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主力。

从大禹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中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：大禹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的，而且还是整个人类的。大禹文化不仅是中日友好的见证、中日交流的使者，而且还更应当是中华文化的象征、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主力。绍兴作为大禹故事的源头，其中的地位举世无双，所起的作用，也应当是无可比拟的。

 

五

 

禹陵的碑版，是大禹的丰碑。

大禹的功德与精神、明德与道心，谱写在无垠的大地上，记载在无数的文献里，流传在老百姓的口碑中，自然也镌刻在大禹陵的碑版上。大禹陵既是大禹的安卧长眠之地，也是古往今来的祭祀朝圣之地，还是中国有关大禹的历代碑版最为集中之地。

第一，禹陵碑版世无双。

大禹陵碑版有五个显著的特征。一是拥有数量多。现存置于大禹陵碑房及陵庙间的各种碑版，仅收录于《大禹陵碑版》一书当中的，就有62通之多。另外，湮灭失传，无从考实，而见之于地方志及金石类文献的，尚有13方。分别为：隋史凌正书《禹庙碑》；唐崔巨撰，段季良正书，立于唐代宗大历三年（768）的《禹庙碑》；唐崔及撰，马积正书、篆额，立于唐宪宗元和三年（808）的《复禹衮冕并修庙记》，碑阴刻时任浙东观察使兼越州刺史薛苹祈雨唱诗；唐浙东观察使兼越州刺史孟简等十一人于唐宪宗元和十年（815）题名其上，次年又增题刘茂孙等二人名的《禹庙题名碑》；唐崔词撰，越州长史宋之问诗附，杜专正书，立于唐宪宗元和十一年（816）的《谒禹庙诗碑》；唐庾肩吾、孟简撰，谢楚行书之《禹庙诗碑》；唐郑鲂撰，浙东观察使兼越州刺史元稹书之《禹穴碑》；唐会稽公徐浩撰并书题之《禹庙诗碑》；唐柳宗元撰之《涂山铭碑》；唐人《禹庙题名碑》；宋诸葛兴撰《大禹陵颂碑》；元韩性撰《绍兴路修禹庙碑记》；元邓文原撰《元帝禹庙碑》。

 

 

 

二是时间跨度长。现存碑版，从最早初刻的秦《会稽刻石》算起，至今已有2230年的历史；即使从其元初重新摹刻的时间算起，至今也已有700年的时间了。与此同时，大禹陵也新添了若干现代的碑版。

三是涵盖内容广。这些存世的碑版，内容涉及到政治、经济、历史、人文、社情、民风、天文、地理等诸多领域，堪称包罗万象、百科全书。

四是文物价值高。这些碑版，历经天灾人祸，阅尽世间春色，得以留存至今，实在是殊为难得，弥足珍贵，堪称无价之宝。

五是镜鉴意义大。这些碑版，具有多方面的学术研究价值与经世致用意义。它们具有补历史的作用，有助于补证“正史”、补充“正史”、补正“正史”；具有添信息的作用，其中保存着丰富多彩的历史资讯，是后人了解历史真相、还原历史风貌、传承历史文脉的重要依据与途径；具有兴文艺的作用，促进了碑铭文体的传承，促进了文学创作的繁荣，也促进了书法艺术的发展。其中的《岣嵝碑》《会稽刻石》与窆石铭刻，都是很有代表性的。

第二，岣嵝文书寿无疆。

岣嵝碑最初的形态是摩崖，因刻于湖南省境内南岳衡山主峰岣嵝峰的自然岩壁上而得名，是我国目前较为公认的最早摩崖，在东汉赵晔的《吴越春秋》、东晋罗含的《湘中记》、南朝宋徐灵期的《南岩记》、北魏郦道元的《水经注》里边，均有记载。

 

 

 

 

南宋宁宗嘉定五年（1212），何致从衡山手摹岣嵝碑，后又请人摹刻于岳麓书院。这就使得衡山岣嵝碑来到了岳麓山，走出了从摩崖到碑版、从“养在深闺人未识”到广为传播人皆知的关键一步。

明世宗嘉靖十三年（1534），湖南长沙太守潘镒将岣嵝碑传拓各地，使得此碑从此闻名于世。浙江图书馆藏有近人诸暨余重耀旧藏的该碑明拓本，字口清晰，堪称善本。在衡山岣嵝碑原迹已佚的情况下，潘镒此举实在是功莫大焉。

大禹陵岣嵝碑，系明世宗嘉靖二十年（1541）秋，绍兴知府张明道主修大禹陵时，特派幕僚安如山，根据嘉靖十四年（1535）秋，南京礼部尚书湛若水刻于金陵新泉书屋的版本，复刻而成的。碑通高389厘米，厚26厘米；其中碑额，高104厘米，宽145厘米，深雕二龙戏珠图案；正碑高285厘米，宽138厘米。碑的正文，自右至左共6竖行，满行13字，计77字，每字下方有释文或一或二，阴刻，字径14厘米，无年月。衡山碑自右至左9竖行，1—8行每行9字，末行5字，计77字，可见此碑已作重新排列。碑阴，有张明道跋语，楷书，阴刻，分8竖行，满行70字，计478字，字径3厘米。

 

 

 

岣嵝碑的内容，自古就有争议，然多以为与大禹有关，唐、宋、明、清的诸多诗作，均持此说。如唐刘禹锡的《寄吕衡州》、韩愈的《岣嵝山》，明朱翊銮的《禹迹亭》、崔应科的《禹碑》，清沈一揆的《禹碑》。其实，即使持此一说的，在对碑文的具体释读上，也不尽一致。代表性的，有明杨慎的释文⁸⁰。

当代学者曹锦炎先生对岣嵝碑的铭文，作了与众不同的识读⁸¹。他进而认为，“岣嵝碑是越国刻石”⁸²；其文字是“南方流行的特殊字体即鸟虫书”⁸³；“内容是一篇祭祀南岳衡山的刻辞”，表明“越灭吴后，越国的势力范围可能已达衡山一带。”⁸⁴

岣嵝碑是座尚待深入发掘的富矿。其一，碑的最初出现时间尚无定论，有待水落石出。其二，碑的内容尚存很大争议，有待释疑解惑。其三，铭文文字似篆非篆，书法深奥奇古，但总体上仍属鸟虫书一类，是鸟虫书的独特书写形式。然其历史渊源、构成元素，有待析缕分条。

鸟虫书是春秋战国时期，由越人为主使用，主要流行于长江中下游地区，然其影响却波及中原的特殊文字。这种文字，很可能是越人将自己原创的古文字与中原文字融会贯通后，进行加工升华的独创。这种独创，与古越人的鸟图腾有关，标志着古越人已经开启了文字书写艺术化的大门。“这是文字向书法的发展，达到了有意识的阶段”⁸⁵；“中国以文字为艺术品之习尚，当自此始”⁸⁶。

总体而言，鸟虫书既是一种文字，也是一种书体；既是越地书法的滥觞，也是中国书法诞生的一大标志。这是越人爱美之心与创造精神的生动而具体的体现。由此进而可以说，中国文字从单纯的记事工具变为多彩的书写艺术，是由越人首创的，是从越地开始的，“越地是中国书法艺术的故乡”⁸⁷。

字藏山河，书由鸟虫。越人为中国文字的产生，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；同样也为中国书法艺术的诞生，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。

第三，会稽刻石意蕴丰。

《会稽刻石》，因所在会稽山而得名。会稽山之名，则因大禹当年在此大会诸侯、论功行赏、归葬安眠而来。“会稽者，会计也。”⁸⁸这是“会稽”之名的最早由来，也是“会计”一词的最早出典，表明大禹是会计的始祖，会稽山是会计的源头，越人是会计的典型。

 

 

 

 

中华自古多名山，会稽自昔独灿烂。会稽山是中华祖山，黄帝、舜、禹等华夏的始祖、先祖都与会稽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会稽山是中华首山，《周礼》《吕氏春秋》等先秦典籍，都把会稽山列为华夏九大名山与四大镇山的第一位。会稽山是中华神山，自古以来，这里祭祀祖宗神灵、企盼得道升天、祈求安康福祉的活动十分活跃，氛围十分浓厚。

这样的一座名山，自然成了古越人世代生息的故乡，也成了越王句践生聚教训、成就霸业的发祥地与根据地。司马迁认为，句践有像祖上大禹一样的壮怀激烈，称大禹“苗裔句践，苦身焦思，终灭强吴，北观兵中国，以尊周室，号称霸王。句践可不谓贤哉！盖有禹之遗烈焉。”⁸⁹只可惜句践的子孙们，后来忘记了句践“霸者之后，难以久立，其慎之哉”⁹⁰的临终告诫，先是为楚所灭，最终为秦所亡。

公元前222年，即秦王嬴政二十五年，“王翦遂定荆江南地；降越君，置会稽郡”⁹¹。至此，越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王朝秦的一部分，融入了华夏民族大家庭的统一版图。秦在吴越故地设置会稽郡，并以会稽山来命名，既表明了朝廷对这一地区的高度关注，也表明了会稽山是大秦江山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地标。这种表明，接下来马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，这便是秦始皇巡越。

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、酷爱周览远方的帝王之一，也是开创出巡先例的帝王。从一统天下的第二年，即公元前220年开始，在他近四分之一的皇帝生涯中，八次长途跋涉，亲巡天下，忙碌地奔波于遍布全国的驰道上，南巡会稽即是其中之一，并且是最后一次出巡。